采访时间：2021年7月22日

采访地点：常州市德安医院心理卫生中心

心理咨询师：朱颖之

案例摘要：身心同治，走向康复

母胎solo26年，王建没谈过一次恋爱，家人担心他的终身大事，安排了一次相亲。虽然对相亲对象小美颇多不满，但在父母的推动下，王建还是很快和小美订了婚。但他全然没有坠入爱河的甜蜜，反而情绪越来越差，常常一个人哭泣。半个月前，一个人在家的王建偷偷烧炭自杀。抢救回来后，家人不再施压，给他解除了婚约，但没过多久，又开始安排相亲。王建硬着头皮接触了几个，都不欢而散。“恐婚”的王建觉得无助而绝望，买了更多的炭回来。为了治疗“恐婚症”，父亲把他带到了朱颖之医生的心理咨询室。

王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像鸵鸟一般佝偻着身体，全程低着头，与医生没有目光接触。父亲讲述了儿子的“恐婚”经历后，朱医生与王建进行了深入交谈。

他低着头，情绪低落地告诉朱医生，从小到大似乎都是这样，没有人理解自己，没有人在乎自己的感受，没有人愿意站在自己这边。谈到“恐婚”，王建感觉自己更多的是“恐人”。

谈话中王建多次流泪，让这段谈话显得特别漫长。作为家里的第二个孩子，王建从小和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，小学二年级才回到父母身边上学。因为语言不通，成绩很差。老师责骂、父母双打、同学欺凌，王建觉得自己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，是个多余的人，小学里就有想结束生命的想法。想跳楼没有勇气，用刀划手受不了疼痛，盯上家里卫生间的药，但等自己下定决心时发现药被丢了......就这样，王建在生死的边缘犹豫徘徊，在漆黑漫长的梦魇中反复挣扎。

进入初中，王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，回避一切社交，成为了学校里的“小透明”。除了仍会遭到校园霸凌，来自其他方面的痛苦少了很多。渐渐地，王建也不再怨恨那些欺负他的同学，“霸凌”仿佛成了自己与他人产生羁绊的方式，他学会了刻意讨好，身体的痛苦少了，但内心的孤独与悲伤从未消失。

随着谈话的深入，朱医生发现王建的情况并非“恐婚症”这么简单。在ICD-11诊断标准中，王建符合CPTSD（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）的诊断要点，被界定为经历长期、反复且难以逃脱的人为创伤后所形成的一种精神障碍。不同于PTSD（创伤后应激障碍）需要触发与创伤相关的线索，一般生活情境下的情绪、人际关系等问题，就能引起CPTSD的症状，因此个人的社会功能受损更明显。王建童年时经历的长期、反复的辱骂、霸凌、不被理解且难以逃脱的创伤，不仅体现在他的梦境中，也体现在了他每一段人际关系上。比如在创伤中王建表现为通过“讨好施暴者”来保证自己的生存，反映到创伤后的日常生活中，往往表现为讨好型人格，关注他人需求多于关注自己；在亲密关系中，无法与人深入交往，让人误以为是“恐婚症”。如果王建无法治愈CPTSD，那意味着他也将无法治愈“恐婚症”。

CPTSD与抑郁症有比较高的共病率，王建目前的症状符合重度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，同时伴有高自杀风险。王建被安排住院治疗，进行了1个疗程的无抽搐电休克（MECT）治疗后，情绪有了明显好转，自杀风险有所降低。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，朱医生结合了心理治疗的治疗方案，通过稳定化、创伤处理、巩固与促进改变三个阶段去帮助王建最终走向康复。

朱颖之医生介绍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“生物-心理-社会”的现代精神医学模式越来越被临床医生所接受，其原因在于这种医学模式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疾病，这种医学模式的目的不是以心理社会因素取代生物学因素，并不否定生物学因素的作用，而是对生物医学模式的补充和发展，真正做到“身心同治”。

朱医生最后提醒，很多心理症结与外在表现可能并不一致，如遇到难以排遣的心理问题，请及时寻找专业医生帮助。